稿件来源：尹波说球
在中国足球联赛新赛季准入大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刻，辽足俱乐部读秒倒下，把本赛季因跨不过准入门槛而退出的三级职业联赛球队的数目，定格在“16”这个正好等于一级联赛参赛队数的数字上。其实，最令人震惊的并不是退出的球队达到了16支——16支还是15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是第16支是辽足——曾经统治中国足球一个时代的霸主。那个时代之悠久，即便是近10年金元足球登峰造极的恒大时代亦相形见绌。
如果像中国经济的时代划分那样，把中国足球也分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历史阶段，广州恒大是后者的代表，辽足便是前者的标志，以当时的条件，辽足的十连冠足以媲美恒大的中超八冠和两顶亚冠桂冠。有人会疑惑，当年何等强大的巨无霸，眼下何以沦落到无法在国内二级联赛生存的悲惨境地？试图回答这一疑问的说法五花八门，其中，多年前我的同行、好友，《新民晚报》和《体坛周报》名宿葛爱平先生的一篇《细究之后才发现，辽宁队的“退市”没什么想不通的》说得最为透彻。
请允许我引用文中一段精辟的论述：“自1997年以来，辽宁队的经济状态逼得她不得不一直在‘转场’，抚顺、金州、鞍山、营口、锦州、盘锦，省内的中小城市几乎轮了个遍，其间还在北京待过，因为没钱，只得跟着赞助商转，谁给钱跟谁，谁有奶谁就是娘。
从某种意义上讲，辽宁队是穷死的。职业体育离不开经济，职业足球需要的是繁荣的市场经济支撑。而东北大地，几十年计划经济的鸟笼，早已布上一层厚厚的掸不去的尘灰，一句‘投资不过山海关’，便可探知这片市场了。因此，深究辽宁队退市的原因，并不全是俱乐部经营不善，更不是那几名球员拒绝造假，而在于东北大地缺乏活力经济的疲软和下行，很难支持职业足球的存在。”
如果要用一句话点破辽足“死因”，葛爱平先生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恒大上港异军突起是有钱烧出来的，辽足衰败是没钱活不下去的必然结果。两者的背后，正是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达与东北经济凋敝的鲜明对比。换个角度讲，是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潮流所向的产物。而且，岂止一个辽足。在辽足十连冠和恒大中超八冠亚冠两顶这两个时代之间，中国职业联赛之初多年称霸的大连，如今亦不复当年之勇，王健林二度出山的天价投入，也只能让回光返照的“新大连”在中超中下游浮沉。至于曾先于国安拿到中超冠军的长春亚泰，目前只能在中甲栖身，甚至不惜放弃冲超机会，同样缘自“钱上紧”，烧不起。而亚泰的同省兄弟延边，还有黑龙江第一支顶级联赛队伍哈尔滨毅腾，更是早就销声匿迹。
然而，市场经济时代，那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就一定没有足球的容身之地吗？从中国足球的现状和趋势看，的确如此。假如这道公式能够成立，足球不就纯粹成了金钱的游戏和富人的乐园，变成了贵族体育？中国足球职业化最初的顶层设计，把欧洲职业足坛作为楷模和奋斗方向，那么，欧洲足球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又是什么呢？在这里，就以我相对熟悉的德国足球为例，粗略析之。
德甲：富人有富人的过法，穷人有穷人的活路
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和效益的同时，也会造成贫富差距。欧洲足球高度职业化、市场化，贫富差距是免不了的。尽管德甲在欧洲五大联赛是对贫富差距控制最好的一家，其独到的俱乐部股份“50+1”规定，力求最大限度地规制资本的话语权，但“富人”和“穷人”的“活法”依然壁垒分明。一说德甲，中国球迷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这样的豪门，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德甲18支球队的构成，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每个赛季，都有一些很小的平民球队在德甲里占有一席之地。
以刚刚重启的2019-2020赛季为例，德甲规模最小的俱乐部是帕德博恩07，这座城市只有14万人口，主场本特勒竞技场可容纳观众10222人，只能进行德甲比赛，踢欧洲赛事不达标。
比帕德博恩更“平民”的俱乐部是霍芬海姆，霍芬海姆只是德国巴符州辛斯海姆市的一个村子，不要说这个村子，就是辛斯海姆市在德国地图上也很难找到。霍芬海姆为人所知的唯一理由，便是以它命名的这家俱乐部，因此霍芬海姆俱乐部的绰号就是“霍村”。这个村子仅有3000多名居民，俱乐部原来的主场霍普球场可以容纳6300名观众，是欧洲也可能是全球唯一的主场观众座位数量超过所在地居民数量的职业联赛球场。后来因霍普球场达不到德甲标准，又建了能容纳30150人的沃尔索莱茵-内卡竞技场，观众坐席与村民数量的比例达到10：1。当然，霍芬海姆村周边其他村子的居民也会到主场为这支球队助威。尽管如此，新主场30000个座位场场爆满仍是一件颇为神奇的事情。
去年夏天我到德国时曾参观过7家德甲俱乐部，当时就对这些俱乐部主场容纳观众数与所在城市人口数的比例惊讶不已。不来梅市人口55万人，云达不来梅俱乐部主场威奚球场可容纳观众42100人（国际赛事37441人）；纽伦堡市人口51万人，纽伦堡俱乐部主场马克斯莫洛克球场可容纳观众50000人（国际赛事44308人）；慕尼黑市人口130万人，是德国第三大城市，拜仁慕尼黑主场安联球场可容纳观众75000人（国际赛事70000人）；多特蒙德市人口59万人，多特俱乐部主场威斯特法伦球场（2005年后因赞助商易主，改名为西格纳伊度纳球场）可容纳观众81365人（国际赛事66099人），是德国和欧洲足坛第一大球场；科隆市人口102万，是德国第四大城市，科隆俱乐部主场莱茵能源球场可容纳观众50374人（国际赛事46134人）。
科隆102万人，莱茵能源球场涌进50374人，占全市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慕尼黑130万人，安联球场坐满75000人，意味着每逢德甲拜仁主场赛事，这座城市每17个人里就有1个出现在安联球场观众席；不来梅和纽伦堡的这个比例，分别是每13人里有1个和每10人里有1个在球场看球；多特蒙德每次德甲主场比赛，全市每7个人里就有1个现身威斯特法伦魔鬼看台！最使人惊奇的是16万人口的勒沃库森市，勒沃库森俱乐部主场拜耳球场可容纳30000人，每场比赛，全市每5.3个人里就有1人进入球场观战！
而今年我到德国后现场观看了不莱梅与霍芬海姆的对决，更被“霍村”球场坐席数多于所在地人口的奇异现象所震撼——以这些球队所在城市的人口和地域规模，怎么支撑得起球队高昂的运营成本？
的确，人口和地域规模不能代表一切，更有说服力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俱乐部财务状况。勒沃库森是跨国药企拜耳老家，主场便是拜耳冠名；霍村身后则有当年俱乐部栖身低级联赛时曾在队内青训的欧洲著名软件企业SAP创始人之一的迪特马尔·霍普赞助。不过，它们依然是体量小、低成本的俱乐部，整体投入产出的量级与拜仁这种巨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德甲全欧洲最严格的财务平衡方案和“50+1”的规定，赞助商再有钱也不能成为俱乐部控股股东，霍普就因德甲联盟特许其超越股份比重而一度成为舆论众矢之的，所以小俱乐部跟大俱乐部完全不是一种活法。
耐人寻味的是，经济总量和投入水平天差地别之下，德甲的小俱乐部并没有遇到活不下去的窘境，它们或许永远不能像拜仁、多特那样年年以德甲夺冠甚至夺取欧冠为目标，却也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活得滋润自如。勒沃库森几乎每个赛季都是德甲4张欧冠门票的有力争夺者，培养出了大量有潜质的球星。从第8级联赛踢起的霍村2007赛季就升上德甲，在我到现场观战的那场比赛里，他们3比0痛宰老牌劲旅不莱梅，稳坐联赛中上游。
这里面的原因可能很多，我涉猎不广、思考不深，难下结论，只是从这些俱乐部的成长经历悟出点道理，权作一家之言——
德甲俱乐部无论大小，其发端都很相似：一百多年或近一百年前，从某个乡村、城镇、地区一群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球队开始，成立俱乐部，业余、半职业再到职业，逐渐发展壮大，几家主要的俱乐部发起所在区域的赛事，不断有后来者进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分出级别，级别越分越多，最后产生最高级别的联赛——德甲。在这个过程中，俱乐部有升有降、有盛有衰，有的积累成豪门，有的运营不善退出，更多的则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定位和生存方式，这条生态链就这样五光十色、活力十足地延续着足球和人生的故事。
所以，德甲俱乐部基本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文化积淀，不管豪门还是平民类型，皆根基深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座球场都能做成传奇。围绕家乡和球场，一代代滋长出根深蒂固的俱乐部文化。其中，做大了的就引进国际资本、买入顶级巨星，打造属于自己的王朝；做不大的便依赖本土企业球迷，构建一个安身立命、良性循环的可持续模式，不仅不买大牌球星，还能栽培出球星苗子卖给那些大俱乐部，换回过日子和再生产的本钱。
我们的东北确实经济凋敝，但德国也有一个经济凋敝的“东北”，那就是知名度很高的鲁尔区。以钢铁和煤矿著称的鲁尔区在工业化初期是德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德国足球最发达地区，全盛时曾拥有7家德甲俱乐部。后来德国高端制造业和科技行业崛起，钢铁和煤矿企业衰退，鲁尔区变成了德国落伍经济模式的代名词。可足球仍然是鲁尔区的名片，多特蒙德、沙尔克04、杜塞尔多夫等德甲球队风采依旧，球市热度继续领先全德，尤其是多特与沙尔克04的鲁尔区德比，可以说是德国乃至欧洲最火爆的德比之一。
辽足们的命门在于当不了恒大，也活不成“霍村”
罗嗦了这么多，现在回到辽足的话题。
据葛爱平先生文章介绍，辽足的财务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2016年政府允诺6千万，将辽足搬到了沈阳奥体中心，但最后只给了2千万，连场租、安保费都解决不了，不得不搬回铁西体育场；2017年赞助商是‘开新’。但辽足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答应赞助8千万只拿到2千万，实在有心无力，不得不带着9千万的债务降入中甲。在中甲的辽足忍辱负重吃尽寒酸苦，凭着1.5个亿的运营费撑过了一个赛季，2019年再降到1亿多一点点，而其他中甲球队的运营费用，基本都在4到5个亿。”于是，辽足这次被迫退出，是因为“欠薪7千万，欠税4亿包括其他欠账，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请注意文中透露出的关键信息：“其他中甲球队的运营费用，基本都在4到5个亿。”而辽足只有“1.5亿”甚至“1亿多一点”。我惊讶的不只是辽足与其他中甲球队之间几倍的差距，更是如今一支中甲球队一个赛季的基本运营费竟然高达4到5个亿！
由于中国职业联赛财务不透明，我并不确切了解中超花钱最多的恒大、上港每个赛季的运营费用的真实数据，仅据传说和推测，每年大概二三十亿吧，毕竟保利尼奥、奥斯卡、胡尔克、高拉特、塔利斯卡这个级别的巨星，年薪都是上千万欧元的，一个人的支出就要一两个亿人民币，而郑智郜林这样的本土球星的年薪约1千5百万到2千万人民币，就连韦世豪也能拿到1200万年薪。这钱烧得够吓人了，不过中超头部俱乐部二三十亿成本，与中甲球队运营费“4到5亿”比较，相差也就在10倍以内。即使辽足的1亿多，恒大超过它也不到30倍。比之德甲拜仁运营费用高出“霍村”多达30-40倍，似乎中甲诸队不该过得如此艰难，辽足也不至于无路可走。
问题出在哪儿呢？恐怕就在于，德国的大小俱乐部都有自己挣钱的方式，多挣多花，少挣少花，钱多过大日子，钱少过小日子，富人穷人都不耽误过日子；而中国的俱乐部不同，大小俱乐部都不挣钱，大俱乐部可以“啃爹”，小俱乐部找不到有钱的“爹”可“啃”，只能饿死。德国人可能会问，你可能没个富爹，但总有个家吧，有兄弟姐妹，有左邻右舍，有亲戚朋友，有家族社区，大家彼此帮衬着，不至于解决不了温饱吧？这话问到要害上了，中国的球队坏就坏在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归属感，就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帮衬、提携你。
中国职业联赛的第一批俱乐部，都是各省、直辖市和一线城市体工队作为事业单位的足球队变身而来的，不是产生于民间，没有社区、家乡、宗族的根系和人脉，没有货真价实的主场概念。比如辽足，是辽宁的省队，队员来自大连、沈阳和省内其他地区，大连、沈阳和其他地区的居民都不会认为它是自己的球队。俱乐部的财务来源跟民间也没什么关系。后来辽足为了生存频繁更换主场，换到哪儿都是外人，没人觉得它是自己的孩子，再苦也要帮它活下去。第二批之后入行的俱乐部，更多地带有企业属性了，但还是没有民间属性，企业拿它打广告，民间也拿它当广告看，一旦广告效果消失，俱乐部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在德国和欧洲非常普遍的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在中国根本推行不了：人家玩足球就是要宣传企业的，不让提企业的名字，谁还跟你玩？所以，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盛行。
辽足退出没几天，网上又传出中乙四川千万年薪球星陈涛退役的消息。一支中乙球队居然有年薪千万的球员，这种小球队、大成本的运营模式，俱乐部的寿命怎么可能长久？中甲广州华南虎的例子更离谱，刚踢中甲就想一步冲超，比照恒大引援的手笔一口气花几个亿买进5名中超级别外援，不光俱乐部支撑不住，输血的母公司也很快被拖垮，不得不黯然离场。四川和华南虎本来可以成为中国第一批有民间渊源的俱乐部，如果按照小俱乐部循序渐进、量入为出的规律，慢慢发展，即便将来成不了豪门，活下去是没问题的。可明明是“霍村”，却梦想一夜之间活成“拜仁”，不死还等什么？
可见，中国足球职业化面临的困境，有大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生存基础和发展模式、理念上背离了职业体育的基本规律，并没有实质性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现在是东北经济凋敝导致辽足退出，如果某天房地产业遭遇拐点，或国家出台新规国企不得介入体育实体，恒大、上港和国安的告退也会马上变成现实。
真正的职业足球要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依托于民间的土壤、肥料和活水，才能生存和长大。德国足球好比根深叶茂的树木，年轮越久木质越坚。德甲是金字塔的塔尖，下面有十几级联赛几千支业余、半职业和职业球队组成的塔基，一级比一级浩大、厚重。而中国的俱乐部更像随风飘荡的浮萍，经不起风吹草动。中超若也算是塔尖，下面却不是坚实的塔基，而是一盘散沙：中甲比中超虚弱许多，中乙比中甲虚弱得更多。中乙之下则是一地鸡毛。这样的联赛架构，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标，俱乐部也只能成为一座座没有地基的危楼。
显然，中国足球要从根本上逃离悬崖、迎来转机，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必须从头做起，从培育民间的足球土壤着手，从最基本的ABC起步。就像欧洲人一百年前、韩国和日本人30年前开始做的那样。要记住，足球世界里所有的“拜仁”，都是缘自“霍村”几代人的奋斗。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更不要幻想弯道超车，弯道只能把你带到沟里去。不肯种树只想收摘的好事儿，还是留给梦境吧。辽足，走好。中国足球，该从沟里爬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