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深秋的落地窗前假寐，中国腹地的阳光像琥珀一般温润。手机响了一声，我低下头，瞳孔忽然收缩了一下。

　　高丰文去世了。

　　这是个一看就教人隐隐生疼的名字。他的背影，他的白发，便是我们少年时心底的痂。

　　1989年，包括我，包括无数人，和这个名字一起心碎。

　　这是一段被时光猎杀的记忆。那些幻灭的美梦，那些沉痛的绝望，非四十岁以上者，不单不能理解，简直闻所未闻。

　　1

　　先普及一下。高丰文，辽宁人，60年代中国足球队队长，1987年率队杀入汉城奥运会决赛圈，是迄今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靠实力进入世界级大赛正赛的国产教练。

　　但他却是所谓“国耻”的代名词。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连续两个黑色三分球钟，兵败狮城，1990年北京亚运会输给泰国队，黯然下课。

　　输便输了，又不是人头落地，又不是抢鸡蛋。但是，高丰文收到了球迷寄来的绳子和刀片。而在他之前兵败519的前任曾雪麟，则收到过子弹壳。

　　以今时眼光来看，那是令人错愕的死亡威胁。至于吗？一场比赛而已，莫非要当事者以性命谢罪？

　　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球迷或是泄愤，或是调侃，当年民众也没多少人权概念。但不难想见的是，这个刀片割伤了高丰文的此生，他到死都不会忘记。这些球迷欠高丰文一个道歉。

　　80年代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年代，国门刚刚打开，民众贪婪地呼吸着外边的空气，血脉贲张，野心蓬勃，因为积弱而求变，民族自尊心敏感且脆弱，自知国不强民不富，于是祈望在体育赛场上屹立于世界。

　　女排胜了，遂成民族英雄。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失误后居然还能微笑，结果千夫所指。中国男乒败走多特蒙德，全民如丧考妣。

　　那时我上中学。校长给我们上思想品德课时，突然就评点起陈龙灿昨夜的球局；物理老师正讲解各种定律时，会忽然跑题说，中国男排怎么就输给了意大利男排呢。多年后我听到物理老师的死讯，第一反应就是他谈到男排时痛心疾首的神情。

　　不要笑。那个年代，体育就是我们的心肝宝贝。虽然它对我们的现世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我们就是在乎它，疼惜它。就像贪官们疼惜私生子一样。

　　2

　　1989年，当高丰文在新加坡被黑色三分球钟惊得呆若木鸡时，在广西一座小城里上高二的我同样在电视机前呆若木鸡。

　　我五雷轰顶，我万念俱灰。但这样的情绪只持续了一小会，我很快就让自己平复下来，然后就从客厅溜回房间去继续为高考而奋斗了。他们能不能打进世界杯是他们的事，但考不考得上大学却是我自己的事，我分得很清。

　　我觉得高丰文是一个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人。

　　没想到，多年以后的我，成为了一名体育记者，采访过高丰文的弟子贾秀全、朱波、李辉——他们都已经是主教练，我还采访过亚洲最佳门将张惠康，写出了今生第一篇代表作《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而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流向。

　　今夜看了许多追忆高丰文的文章，发现了一个细节：当年的高家军里，有四人谢育新、郭亿军、张小文、伍文兵，都来自广东梅州的兴宁。在同一届的国脚里，有四个人来自同一个县城，应该是空前绝后了。

　　而我的祖先，正是来自广东兴宁，他们在道光年间逃荒去了广西。谢谢高丰文，成全了我那遥远原乡的纪录。

　　但诡异的是，高丰文是坚持北派打法的，他对李辉和秦国荣这样的技术流都看不上眼，但他却用了许多粤军，终究还是有胸襟的人。

　　3

　　中国足球，是许多人心里的一根刺。

　　一旦输球，他们就痛心疾首地说：10多亿人的国家，都选不出11个像样的人。

　　好像足球比的是人口的多寡。

　　照这种逻辑，印度孟加拉国印尼这些人口过亿的国家，也应该是世界强队了。而荷兰葡萄牙比利时这些小国寡民，早该是世界杯上的球童，可以看看，但不能摸。

　　持这种观点的人简直弱智得不配看足球。倘若谁的人多谁就赢，历经多次中东战争的以色列早该亡国了。

　　足球是一种文化，与足球人口有关，与人种特质有关，与市场发育有关。

　　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土壤有关。在全民把孩子送去上补习班、送去国考的国度里，能够诞生梅西和C罗吗？

　　所以，高丰文们的困境在于，如何拿计划经济下的蛋，去和自由世界里奔放的自由灵魂死磕。

　　4

　　其实，中国人在骨子里并不热爱足球。足球只是高压锅上的喷气阀，把其他领域受到的不公倾泄到足球上，最安全不过。

　　强拆祖屋，他不怒；城管砸摊，他不怒；世间的一切不公，他都缄默。但国足一输球，他就捶胸顿足，哭天抢地。仿佛这是夺妻仇，这是杀父恨。

　　全是戏精。

　　中国足球的世界排名，远高于吾国的许多其他国际排名，具体什么排名，自己去查就是了。这个行业并不比别的行业差，甚至要强很多，包括职业化程度、包括透明度，不仅在体育领域内遥遥领先，就算和各行业比也是翘楚。任何人、任何媒体都可以戳着足协的鼻子痛骂，无论理性的还是偏激的甚至诽谤，足协从不吭声。你换个行业试试？批评某个药酒，或者某个奶粉，都能把你跨省抓捕进去。

　　所以国足主帅这个位置，天生就是挨骂的。高丰文之前的苏永舜曾雪麟，之后的施拉普纳戚务生，谁都如此。米卢都把国足带进世界杯了，都天天被骂，20年前，骂他最狠的就是我。其实回过头看，米卢挺不错的，我整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挑衅他，但他始终保持着风度。

　　高丰文也从不辩解。他上过两次央视春晚，第一次是奥运会出线后作为英雄出席，第二次是兵败北京亚运会后，坐在台下听冯巩牛群调侃自己。

　　败走汉城后，他买了几十份批评国足的报纸，分发给队员。虽然他并不认可上边的评论。

　　他惟一的自辩，是晚年时说了一句：当年的失利，是我个人的耻辱，还是中国足球的耻辱？

　　5

　　回头再看，高丰文并不耻辱。

　　奥运会0：3输给联邦德国队耻辱吗？那支西德队是两年后的世界杯冠军。张惠康一次次扑救的是克林斯曼、哈斯勒的射门。就像2002年米卢带队0：4输给巴西也丝毫不丢人，巴西队那届决赛时对德国都打了个2：0。

　　高丰文时代的国足，在亚洲属于准一流。马林、柳海光是得分机器，贾秀全以后卫之身能拿金靴奖，后卫朱波每场比赛都能狂奔到底线送出无数次助攻，张惠康是亚洲杯最佳门将，还有麦超，罚点球永不失蹄。

　　有次我看旧录像，80年代的国足脚下技术挺好的，敢盘敢带，视野开阔，攻防转换节奏快，在亚洲范围内完全不是弱旅。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队，你只要看跑动的身影就知道是谁，特征鲜明。而现在的国足，我根本无法看背影判别出是谁，只能认出郑智和张琳芃，认出郑智是因为他老，我十八年前当体育编辑时时常用他的照片，认出张琳芃是因为他的大花臂，后来足协规定文身者必须戴上袖套，然后我又认不出他了。

　　当年兵败汉城时，兵败狮城时，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坏的结局，没想到多年以后才发现，那是繁花，那是盛唐。如今的国足，连亚洲区小组赛都屡屡出不了线。

　　是不是有种眼熟的感觉。嗯，去年流行一句话：“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同时，也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6

　　中国足球还能好吗？

　　这是天问。就像百年前梁济自杀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变好吗？

　　首先要搞清一个问题：好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要的是锦标成绩，里皮的归化球员策略是个好路子，网罗一批八国联军来代表中国打世界杯，别说入围世界杯，进八强都不难。

　　然后，10多亿从不锻炼的人，坐在电视前，看一群黑人白人棕人代表我们在国际赛场上大杀四方？无不无聊？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是邓小平说的，非常正确。

　　但我要补充一句：足球同样要从大人抓起。是成年人决定了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发展足球。你是想利用足球去搞几个冠军为自己脸上贴金，还是想让大众热爱体育强身健体？

　　如今的中小学普遍很重视足球，绿茵教育遍地开花。教育部门甚至要求把体育成绩列入中考和高考，我认为这不公平，因为会剥夺许多体质不佳的天才和先天残疾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客观上，许多家长会因为应试而将孩子赶到跑道上，从而局部改善中国孩子的体质。

　　如今的无数家长，把孩子赶去练足球，只是因为想走特招之路。足球成了一种功利的捷径，为了升学而踢球的孩子，会热爱足球么，会出梅西么。

　　作为一名前体育记者，以及几十年的体育迷，我其实非常重视体育，家里俩娃都是两三岁时就开始跟着我在塑胶跑道上撒欢的，如今都跑得飞快。但我的念头很纯粹：让他们体会运动的欢乐、竞争的乐趣，不断挑战自身的极限，为将来的几十年打下良好的体质底子。当然功利因素也有，每次看到武疯子在学校砍杀孩子的新闻，我就在想：一定要让孩子跑得更快一点，越快越好。

　　作为一名父亲，这是多么沉痛的功利呵。

　　说回足球。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几无可能看到中国足球的腾飞了。足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不以行政意志为转移，要是长官命令能搞定一切，当年的苏联和卫星国早就夺得世界杯了。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简而言之，如果国民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足球，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发展足球的社会土壤，它怎么搞都不行。

　　7

　　话又说回来，足球不行又怎么了，天会塌下来吗？

　　别说足球，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往后推迟一年，你可曾感觉人生缺了一角？

　　不会。你会更关心疫情，关心粮价，关心失业率和经济走势，这比英超意甲中超停摆重要多了。

　　足球终究是一种游戏。

　　我告别足记生涯之后，在很多年里，一看到足球比赛就吐，就换台。这几年才逐渐恢复了味觉，偶尔也会看看深夜里的国足比赛。

　　但我已经从热血少年变成了佛系中年。国足赢了，我笑笑；国足输了，我亦笑笑。站在上帝的角度，这和孩子们抢玩具，并无不同。

　　等你像我一般看尽沧海桑田，也会和我一般佛系的。

　　不要嚎啕大哭，不要生死与共，比国足惨败更沉痛的事多去了，我们多思忖一下如何活下去，才是人间正道。那一年给高丰文寄刀片的是西安球迷，多年以后拿U型锁把日系车主砸出脑浆的也是西安人。有此杀心，多花点心思去谋生，多喝几碗羊肉泡馍不是更美么。

　　8

　　总觉得高丰文是个殉道者。

　　之所以为他的死而沉痛，是因为，他曾是我剧本里的主角。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个公益广告的剧本——

　　清晨的上海滩，几个孩子在弄堂里踢野球。一个面容浮肿的中年男人提着旧饭盒蹒跚走来，男孩一个大脚，球将他的饭盒打落，豆浆流淌一地。男孩霸气地说：你看见球不会躲吗？

　　中年男缓缓拾起还剩一小半豆浆的饭盒，望着孩子们追逐的背影，嘟哝了一句：我看见球从来不躲。

　　在日夜交替之中，他恹恹欲睡地坐在彩票亭里，他拖着板车给顾客送啤酒，无声无息地活在上海。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他在夜深时回到陋室，打开台灯。陈旧的壁柜上有奖杯、锦旗、奖牌，悉数沾满灰尘，如同凝固在时光里。他是张惠康，亚洲杯最佳门将，1988年奥运会，他独自奋力扑救着克林斯曼们一次次的爆射。

　　八万人体育场里，人声鼎沸，一场元老杯足球赛正在进行。红队的主教练，正是高丰文。比赛最后一分钟，红队守门员与对方撞在一起，伤重倒地，此时比分3：3，进入点球决战。

　　高丰文在更衣室里面色焦急：最后一个守门员名额用完了，谁来守门？

　　一个高大臃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慢吞吞地说：高导，我可以试试。

　　高丰文转头望向逆光里的黑影，满脸错愕，百感交集。

　　张惠康从长长的通道跑出，他穿着30年前参加汉城奥运会时的中国队球服，破旧的手套已经皲裂。数万球迷起立欢呼，迎接这位命运多舛的英雄归来。

　　贾秀全解下队长袖标为张惠康戴上，他们穿越了30年后的唏嘘人海，在绿茵场重逢。大屏幕上播放着中国队1987年战胜日本队晋级奥运会的画面，张惠康和贾秀全欣喜若狂地搂着，奔跑在草地上。背景音乐播放着当年的奥运主题曲《Hand in Hand》。

　　点球决战开始，张惠康一次次扑救。最后一轮，站在罚球点上的白衣球员，是曾经进球如拾草芥的柳海光，他摆好球后，忽然上前与张惠康紧紧拥抱。两个上海籍的国足队友，归来已是鬓发如霜的中年。

　　他们当年的教头高丰文，已经满头尽白。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柳海光直挂左下死角。张惠康鱼跃侧扑，球扑出，他的头再度重重撞在立柱上。上一次，是1991年，他在香港南华队踢球，也是这么撞的。

　　张惠康满脸是血。柳海光怆然为他鼓掌。高丰文，没能忍住脸上的老泪。

　　现场球迷跃下看台，疯狂地扑向球队庆祝胜利。头扎绷带的张惠康独自向更衣室通道走去，簇拥在鲜花和拥抱中的高丰文忽然扭头望向他。

　　贾秀全和柳海光也转头，望向张惠康。

　　张惠康始终不回头，只用手臂抹了一下脸，不知是抹泪还是抹汗。

　　暮色渐渐黯淡。那个蹒跚落寞的身影走过空空荡荡的看台，隐没在黑暗的通道门口，就像被岁月吞噬一样，就像从没来过这世间一样。

　　9

　　这个剧本里有许多隐喻。张惠康的背影，何尝不是从此淡出江湖、倾力培养足球少年的高丰文的背影。各种魔幻，各种穿越。

　　剧本是为2018年世界杯准备的。当时也是中国队历史性进入奥运会的30周年。节点正好。和我一起策划这个项目的老兄弟，当年和我在沈阳一起见证过国足出线世界杯，他能找到高丰文、贾秀全、柳海光，而我能找到张惠康。

　　我知道这个公益片能让所有人热泪盈眶。

　　但它没能拍成。当时谈的一家企业，以热爱足球著称，但洽谈合作时，它已陷入困境，囊中羞涩。后来，老板甚至被列入了限制消费名单。

　　它永远都拍不成了。因为，高丰文去世了。

　　曾被布拉特称之为“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其实是中国史上最有进取心的球队呵，我们唾骂他们，我们羞辱他们，而他们从不辩解，背着十字架，悲怆而苍凉地了此残生。

　　他们并无罪孽。因为，他们尽力了。为了1988年那次出线，唐尧东差点撞瞎了一只眼。不要忘记，那一年，中国10多亿人无论如何挑选，都不可能选出比他们更好的11个人，他们代表的就是中国最高的足球水平。

　　高丰文，以及他带的这支国家队，是悲剧色彩最重的。

　　我猜想，他的后半生，没再快乐过。

　　那么，就祝愿他在天堂欢乐吧。天堂里没有刀片和绳索，没有歇斯底里的叫骂，每一次过顶长传和凌空抽射，每一次穿花绕竹的衔枚突进，都只有欢乐，没有恶毒的嘲讽和冷血的鞭挞。

　　发明足球的人，一定是想为世间带来一点光，一点幸福，而不是，为这人世带来许多的孤臣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