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个班级里会成立帮扶小组，就是让一个学习好的学生去带一个学习不好的学生，目的是让整个班级进步。

　　有的好学生积极响应，努力帮助学习不好的学生，后来这个班级的整体成绩蒸蒸日上，也有的“好”学生，看不起现在身旁这位学习不好的学生，不但不给予帮助，还使劲儿的羞辱他，结果这两位学生撕了起来。

　　这位“好”学生义正言辞：“你看我为班级做了多少贡献，你呢？你的贡献就是负值！”

　　没错，这类比的就是近日北大学者王小东怒斥中国足球的言论。笔者无意驳斥王教授视频中的漏洞，因为在我看来王教授是在拿牛顿和鲁迅较劲，顺带说服大家理科要优于文科，而两者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嘛。

　　下面我说说清华北大所代表的教育与中国男足所代表的体育在一个维度下的事例。

　　教育部在今年6月公布的2020年预算数据显示，可支配的支出总计约47577亿元。

　　体育总局在6月发布的2020年支出预算中，这一数字约为76.96亿元。

　　多所教育部直属大学也公布了2020年预算，其中清华310.72亿，北大为191.08亿。

　　贡献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预算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如果照此类比，别说中国男足，就算是中国体育和清华北大这样的教育部直属大学都是无法抗衡的。这就好比上阵杀敌，一个坐拥高级炮兵团的装备，而另外一个只能组建镰刀队。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系统形成了从“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这套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运转较为顺畅，并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起到了巨大作用，王学者对此也表达了认可。

　　容志行

　　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这一体系的弊端开始显现，其培养出的专业运动员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退役后就业困难。中国体育虽有金字塔塔尖，但金字塔的底座却处境堪忧。

　　1985年，原国家体委和原国家教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学校开展业余训练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通知》，摸索建立一个除传统体育系统培养运动员渠道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体育人才培养新体系。中国的“体教结合”之路由此出发。

　　1992年，足球项目率先开启了市场化改革，此后单纯训练足球的体校越来越少，对球员的文化教育工作越来越重视。

　　可以说，中国足球，尤其是中国男足，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自己几十年已经习惯的模式，转而去融入教育。这样的宏观思路应该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过程中一定会有阵痛。

　　2009年，体育总局、教育部一同提出了“校园足球”的概念，但管理者与主导者都是教育部。

　　笔者曾在不久前采访相关教育人士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足球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校园足球的推进难度，很多教委的领导根本不懂足球，也不喜欢足球，从源头上就不想去做。其次，开展足球运动是个系统性工程，首先需要场地，但很多3-4线城市连像样的足球场都没有。

　　此外，搞足球离不开赛事，而这还需要相对专业的团队去运作，非常耗费资金和人力，教育局要管的项目很多，足球又不是唯一的KPI，为什么要去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万一组织足球比赛受伤了，再有家长告到教委，还要担责任。组织诗朗诵、跳绳、踢毽，学生参与度更高，还简单易行。

　　即便有些地区真的在做，但很多也是“应付差事”，每年办一次市级比赛，也不会在区县一级的学校中层层选拔，只是各区派一支球队参赛即可，这样绝大多数学校根本没有搞足球的动力。

　　即便有些学校被定义为足球试点校，但绝大多数同样不会组织赛事，一位校方工作人员告诉金裕嘉体坛话事：“组织赛事单靠体育老师无法完成，需要班主任牵头来做，而文化课成绩才是学校安身立命的本钱，是考核班主任、学生的标准，我们可以组织这样的比赛，但对班主任而言是加了极大的工作量，如果没有特别优惠的政策支持，学校不会占用太多资源去搞。”

　　这样一来，本就薄弱的校园足球就会更加退化，不需要参赛就不需要教练，没有教练就没有学员，没有学员就没有足球文化，恶性循环。

　　你放弃了固有的模式，将自己交给他人并努力融入，但发现人家只当你可有可无。如果理解这一点，相信会有更多“好”学生口下留情。

　　一个国家的财力、精力是有限的，优先发展教育无可厚非，更何况北大清华又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是国家最为扶持的对象。但不能因为你在这种政策支持下成长起来了，就斥责别人无能。

　　事情都有两面性，大力发展教育的情况下，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高达36.7%，居世界第一。

　　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的数据显示，从1995到2014年，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情况下降了167%，不及1985年的水平。

　　《运动与健康科学》杂志一项关于2016年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30%的中学生能达到每天中高强度运动一小时的标准，能达到的比例不足1/3。同时有媒体进一步指出，过度的学业压力是青少年体质“滑坡”的主因，它使得青少年体育锻炼和健康问题被边缘化、运动时间被挤占。虽然近年来，从顶层到基层，“减负”的呼声甚高，措施频出，但在应试压力下，收效颇弱。

　　最后有一点想告知王教授，踢足球的人赚钱并不算多。首先他们吃的是“青春饭”，退役后大多数人的薪资就会被极大地削减，平均到人的一生来看，这样的数字是否合理很多？其次，您看到的都是这个行业最顶层的人，但您对比的是其他行业的普通人，您知道这个疫情期间有多少足球运动员被欠薪，有多少人非疫情期间月薪都不如外卖小哥，甚至保洁阿姨吗？清华北大毕业的顶尖工作者他们的薪资又是多少呢？我想这样一比，足球运动员的高薪只能是个笑话。

　　其实很多人也不想做踢球这样的贡献，他们也想搞科研，想去发明创造，但一个国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这样的需求。不过体育可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倡导全民健身而不是全民科研，这是经济实力造就的，全民健身可以让人民获得最简单的快乐，让社会和谐稳定，只有这样才能给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的好学生们去科研实践的机会，这个贡献还是负数吗？

　　团队精神是体育人的核心，在别人有全套复习资料，而自己只有一张纸和“好”学生借的一杆不怎么爱出水的笔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放弃，勇于改变自己，积极融入集体。但如果这样的妥协换来的不是帮扶而是羞辱，那就继续撕下去吧，说不定闹大了，班主任就不搞帮扶小组了，直接也甩给他一套复习资料，到时候咱们再看看谁的成绩好如何？